二百一十六人的命运就是在暗无天日的矿坑里面挖矿，而汉中秋粮收获的季节已经来临。
由于这次安置的灾民过多，所储蓄冬日食物已经有些不足，好在秋粮要下来，灾民们就可以对付到明年开春。但朱常浩明白，如果历史没有变化的话，明年正月后，皇帝的年号就为崇祯了。
而崇祯元年，大明开始在一帮东林蛀虫的蛊惑下，开始一步步步入覆亡深渊。更主要的是自然灾情更多、更严重。
傻逼一样的崇祯皇帝，让朱常浩对自己的这位便宜侄子，有些头疼。
按照原先历史记载，崇祯一上台为了赢取民心，把魏忠贤给发配到凤阳守祖陵，做的没错。但是，他没有后手来对付东林党。
对代表大地主是士林利益的东林党来，阉党绝对是他们的生死大敌。因为从阶级属性上来，阉党属于保皇党，他们的权力来源于皇帝，皇帝的权力越大，他们所得的汇报也越大。
东林党属于反对党，他们要限制皇权，从皇权里面攫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而在天启年间，阉党的势力星罗棋布，在以魏宗贤为首的爪牙里面，典型的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他们的势力网络从内阁、六部到四方总督、巡抚，到地方上的知县、县尉。全国遍地都是他的死党。
而东林党除了一些有志之士之外，就是朝堂上一些比较正直的言官，他们自谓“清流”，以读书人讲学授业的方式掌管天下喉舌。正所谓“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东林党掌握喉舌，喉舌发言，这言论有时候就是一把杀人于无形的刀，刀下首要之人就是阉党。
还有，东林党的言论也相当美好，很有蛊惑性和前瞻性，概括起来，大致是：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
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把明朝的农民大起义全部归纳到东林党身上也有些偏颇，因为朝堂之上还有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而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较大。
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他们在当权期间，依附皇室、勋戚，交结宦官，不断排斥官员；齐、楚、浙、宣、昆等党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职。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
白了，东林党就是学院派，其他党就是官僚派。而且，这个学院派只管“杀”，不管“埋”，不知道国家的税收应该多元化，他们在崇祯时期已经成为“士”和“商”的政治代言人，他们的宗旨就是“反对矿税，维护地主豪强的利益”，这也是其他派的宗旨，他们都站在皇帝的对立面，以暗地里祸害崇祯为己任。
这样，国家社稷就苦逼了，崇祯收不上来钱，自己的宦官爪牙又被自己给废了，导致政令出不了紫禁城。
崇祯可以是眼瞎了，因为他看到的奏折都是假的，耳朵聋了，因为他听到的都是阿谀奉承，粉饰太平。或者大事化事化了的滴之言。
以上言论其实是朱常浩的“诛心之言”，这些话他也就是心理想想罢了。
回到现实，菜窖里面的二百一十六人，他已经不再过问了，这些师爷皂吏就交给二管家张公礼去处置。
现在等待朱常浩的就是三件事，第一个是刘正对科尔沁草原的双株格桑花布木布泰和她的姐姐海兰珠怎样劫掠到汉中来。第二件事就是安民队的组建，第三件事就是缺少核心智囊啊。其实合在一起就两件。
那布木布泰是咋回事呢？
起来话长，天启五年，布木布泰给皇太极做了侧福晋，据，皇太极在天启六年继承大汗职位后了，立即封其姑哲哲被封为大妃，称中宫大福晋；布木布泰被封为西侧妃，称西宫福晋。但当时没有东宫福晋，所以布木布泰在后宫位居第二位，仅次于其姑哲哲。